美国中华医学会主席

宁静的日内瓦湖畔，瑞士阿尔卑斯山雄伟挺拔的山峰之下，来自百余国家的1200位代表齐聚首届全球卫生体系研究大会，四天之内召开上百场主题会议，共同就“用科学促进全民健康覆盖目标的实现”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我们的确是从世界各地共同走到蒙特勒来的。从数字上来看，旅途是漫长的，也是充满风雨的：卫生发展研究委员会，1990年在斯德哥尔摩，2000年到了曼谷，2004年到了墨西哥城，2008年到了巴马科，现在2010年又到了蒙特勒。在这之间，我们召开了很多次论坛、会议、研讨会。《世界卫生报告》也不断发布，从“经典”的2000年关于卫生体系的报告到今年关于卫生体系筹资的报告。让我来总结其间的结构、过程和人事，应该是大会的三大推动力：坚实的基础、恰当的时机、行动计划。
坚实的基础——所有我们能获得的证据都证明20世纪人类预期寿命几乎翻倍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和由社会驱动的。在这里，知识的基础指的是技术（比如药物、疫苗和诊断方法）、公众的教育、指引卫生体系发展的信息和证据。社会驱动指的是卫生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决定因素和社会运动对健康所做的贡献。卫生体系研究处在连接知识与社会行动的核心环节，而全民健康覆盖又处在所有卫生体系发展改革目标的核心。卫生体系研究的连接作用正如Julio Frenk所说，是“思想的力量影响权力的思想”。卫生体系研究的核心地位正如老挝卫生部长Penmak所说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对于老挝这样需要通过加强卫生体系研究，充分利用稀缺的资源实现良好健康的贫穷国家来讲。他认为卫生体系研究能够成为健康发展的“先锋”。
恰当的时机——NandiniOoman在博客中写到卫生体系非常“迷人”。过去20年中，全球健康领域吸引到的新增资源扩展了四倍，每年超过了200亿美元。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等许多国家，新的卫生体系改革政策正在加速，研究者常常只能是努力追赶潮流，而不是照亮前程道路。在全球的水平来看，卫生体系是升级版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因为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取决于卫生体系的状况。拯救母亲和儿童的生命由于处在避免人类苦难和死亡的道德制高点，得到了各国政治家的普遍认同。卫生体系方面的新知识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从几场专题讨论会上就能看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的卫生体系研究显示出了绩效的巨大区别，这开启了从南南之间、北南之间、南北之间的不同维度进行比较研究和学习的机会。对我而言，蒙特勒代表着委员会将健康绩效的核心从基本国家卫生研究（essential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ENHR）转变为卫生体系研究(health systems research，HSR)，不仅在国家层面，同时也在区域和全球层面。
社会行动——卫生体系研究的加强和全民健康覆盖离不开社会行动。这将最终依赖于建立在一场社会运动推动产生的社会团结基础之上的社会动员。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依赖对三个问题的回答：事业是什么？行动者是谁？行动的机制是什么？
事业在这次大会上很明显是全民健康覆盖，并且将全民健康表述为包容性、非隔离的、偏向穷人和妇女的平等体系。然而，在蒙特勒，我们超越了全民健康的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尽管全民健康属于国家内部的制度，其价值和精神却应当是跨越国界的，是包括了地球上所有每一个人的，是普世的。正如Julio Frenk所说，只有全世界所有的人都100%覆盖到了，才算真正实现了全民健康！保障范围不一定局限于国家的边界，而应当有一些核心性的、基础性的、或者基本的服务包。全民健康的第二阶段应该是一种权利资格、一种全球公民表达共同人性的社会权利。伟大的历史学家Arnold Toynbee（汤因比）指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敢于梦想与地球上所有的人共享进步。全民健康的第二阶段就应当是人类在21世纪实现的一个20世纪未能实现的梦想！
行动者来自广泛的支持者——科学家、政策制定者、政府领袖、联合国和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积极分子、以及私立部门。行动者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支持团体、团队、伙伴、合作者。换言之，就像Lucy Gilson在她关于卫生体系研究的复杂性理论中指出的，行动者在追求社会的目标的科学探索中相互作用。作为一场社会运动，行动者和支持者必须享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共同的承诺、共同的社会目标。全民健康的第二阶段是一个值得共同努力的社会目标，能够点燃参与行动者和支持者的激情。
行动平台——我们推动全民健保的第二阶段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支持者蓄势待发，但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推动行动呢？从本届大会来看，第一个步骤应该是传播——我们这1200位参会者将乘着火车离开蒙特勒回到家乡，把蒙特勒的讯息带给100多个国家，带给更多没有来参会的人。经过这次蒙特勒体验之后我们每位参会者行动上的改变将是本届大会最重要的影响所在。
组织者将会伸出双手——通过出版物、网站、播客、和其他传播媒介对大会进行宣传。特别的关注将给予下一代年轻的领导者。传帮带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社会网络（比如卫生体系研究的facebook网页）可能会非常有帮助，不是为了浪漫的约会，而是为了卫生体系研究的约会、种子约会、速配约会、合作性约会——将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和研究者、政策制定者聚在一起来推动这场社会运动。
开放是培育社会运动的基础，要用一个巨大的帐篷收纳各种兴趣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蒙特勒是个很好的开放式会议的先例，很多参会者是通过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稿件征集通知来参会的。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卫生体系研究——全民健康保障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因为“研究”本来就是打开“石头”探究其中真理，是人类特有的努力，是驱动实现全民健康第二阶段的社会使命。
可以借鉴国际艾滋病协会，他们从第一届300名参会者的会议扩大到每两年25000名利益相关方的会议。建议成立国际卫生体系研究会，考虑到这是一个事关5.5万亿美元的产业，是全球经济的十分之一，参加者应当从现在的1200人扩大到10万人！
组织对于建立国际研究会是至关重要的，应当通过第二届大会使之实体化。未来两年有许多相关的活动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其中包括泰国的玛希隆王子年度会议、将在加拿大召开的下一届国际卫生经济学会会议、《柳叶刀》杂志和国际健康计量和评估研究院将在2011年主办的计量学会议、2011年9月的联合国非传染病峰会、2012年非洲的人民健康运动会议。
三年之后，2013年的第二届大会应该是恰合时宜的。北京大学孟庆跃教授表达的中国主办第二届全球卫生体系研究大会的愿望得到了全体听众的热烈回应，表明卫生体系研究行动的这第二步非常受欢迎。然而，从蒙特勒到北京的路途需要持续的保驾护航。我非常愉快地向各位汇报，今天早上指导委员会会议同意委托目前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在第二届大会上成立国际卫生体系研究会，并同意由第一届大会主席Tim Evans领导的接力棒在第二届大会上交到下一位主席的手中。
在此，我特别代表所有与会者，感谢大会的指导委员会、学院院长理事会、科学顾问委员会和23家资助组织，感谢在TDR的汤胜蓝、HRP的Dale Huntington和联盟（the Alliance）的Abdul Ghaffar管理下的大会秘书处，感谢TDR的Kent Ranson全心全力使得本届大会圆满成功，也感谢Tim Evans杰出的领导。
祝所有参会者一路顺风——从蒙特勒到日内瓦的火车是从2010年蒙特勒到2013年北京征途的第一步！